第892章 九一八 二

　　第892章九一八（二）

　　九一八事变之东北军[编辑]

　　东北军独立第7旅王以哲（9月18日发动北大营突围战，先撤锦州，再撤关内）东北军独立第12旅张廷枢（奉令不抵抗撤锦州）东北军独立第19旅孙德荃（奉令不抵抗撤锦州）东北军独立第20旅常经武（奉令不抵抗撤锦州）东北军独立第27旅吉兴（投日）东北军骑兵第3旅张树森（奉令不抵抗撤锦州）东北军骑兵第4旅郭希鹘（奉令不抵抗撤锦州）东北军骑兵第7旅常尧臣（投日）东北军骑兵第8旅程志远（投日）东北军骑兵第21旅赵芷香（投日）东北军骑兵第22旅苏德臣（投日）东北军骑兵第23旅李桂林（投日）东北军骑兵第25旅张作舟（9月19日发动长春突围战，战败被俘投日）东北军独立炮兵第8旅刘翰东（奉令不抵抗撤锦州）

　　当时东北军共有陆军独立步兵18个旅，独立骑兵5旅，炮兵4团1营，工辎各一营，陆军总兵力189,505人以上（部份地方兵力不计），枪支96,897枝。空军4个大队，飞机262架。海军船舰约3万吨。以如此大的兵力放弃中国东北令人惋惜[9]

　　放弃锦州[编辑]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就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即过多天商讨，决议了一个《现在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客观评估了当时的局势条件。著名的台湾历史学家梁敬錞博士事后评论说：“……，持与今日英国日本各方面档案与其他著述资料相互印证，大抵皆能正确，允称政略之杰构。其中明知国联不足恃，而不得不仍作信赖国联之表示：明知解决事变不得不出于军事之牺牲，而仍不能不计较牺牲之真实代价，皆可鉴政府当时应付艰局之苦心。而可憾者，当时忍耐止境只限锦州，锦州有难，即当抗战。而其后锦州卒至不战而退，事变范围反之扩大了。”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系的逼迫下辞职，张学良也辞去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军夺取锦州之战即在此后展开。以粤系为主的新南京政府，孙科为行政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

　　在孙科政府上台以前，蒋介石，顾维钧二人均屡次向张建议：“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关系东省存亡甚巨。”顾于12月5日致张电中犹敦促张：“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

　　张学良始终倾向于“直接交涉主动撤军”，11月28日，日本驻平参事矢野真前来与张学良商洽双方解决方案，张表达“虽未获训令，但本人对此赞成”日方进一步希望：“地方局部问题就地解决，锦州冲突攸关东北军切身利害”，随后更情商前东北参议汤尔和进行游说。12月7日，张学良首肯将自锦州撤兵[10]。但张学良对外界都坚称死守锦州，据日本关宽治等的《满洲事变》记载，“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张学良在锦州驻有重兵，据《蒋总统秘录》记载，关东军看穿了张学良自蒋于十五日下野之后已经丧失了战意。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在满州事变中军的统率”文件中，录有获自中国军方的下述两件情报为例，分析张学良内心业已动摇：

　　12月21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

　　12月22日张学良上蒋总统电：“公（蒋）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

　　就在国民政府孙科给张学良发出“死守锦州”命令的同时，身为参谋总长的朱培德就在特种外交委员会上指出，“锦州至多只能守一个星期，而且关内无兵可援”，所以对于东北战局，他以军人立场认为：“一条路是不顾一切以赴之，另一条路便是和日本议和”。

　　当时的锦州，国民政府一再要求张固守，张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说，“日军倾全国之力，而我仅一域之师”，“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不断去电请示援助。当时日本在天津有驻屯军，山海关有守备队，山海关方面还配有海军舰艇。锦州之战以前。日本即发动“天津事变”，被东北军镇压。在两国没有全面开战的前提下，这些日军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只是关东军，华北的日本驻军似乎仍然置身事外。但实际上，华北的日本驻军有一个秘密配合关东军围歼锦州所驻东北军的计划，只是被关东军方面拒绝。东北军在锦州外围与日军激战失利后，锦州驻军担心退路被截断，在没有后方支援的情况下陷于背水一战的境地。

　　同时，东北方面也质疑粤系的抗日态度是否真实，因为其外交部长陈友仁，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期间曾到日本向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议，要与日本合作以打击蒋介石，并准备出卖满蒙的权益以换取日本对广东提供一批武器。不过币原喜重郎正是反对日本军人这种做法的，双方没有谈拢而作罢。粤系南京政府向张学良共发了三个“死守锦州”的命令，张学良也向中央发出三次请援，内容超乎寻常，目的在给粤方难堪[11]。请援无下文，“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当时孙科已经出任行政院长，但财政部长黄汉契却无财可用。中央政府的反应激起东北军前方的强烈抗议，奉命守锦州的东北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

　　讽刺的是，12月25日日军总攻锦州，张学良撤军主动放弃。1月2日锦州失守，当日陈铭枢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自12月30日以后就没有前线消息”。放弃锦州的消息是经由外国通讯社报道传回中国，当时张学良未向中央提起。

　　再失热河[编辑]

　　一二八事变后，广东军奋起抗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时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希望张学良出兵南北夹击日军，并派陈公博和李济深北上班请救兵。张学良以他的方针回答道：“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不肯出兵。

　　当其时张学良的职务是负责保卫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地。

　　在那时一期《独立评论》曾刊登熟悉热河和华北战略地理的丁文江教授所攥写的《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明白地指出：

　　“一旦热河有了军事行动，北京天津是万万守不了的。”

　　“我们真正的防御、长期的战争，不在平津，而在热河。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同时把重要的军实和北宁路车辆逐次的运到居庸关以北；只留一部分军队在山海关、秦皇岛、天津等处；在这些几处经过相当的抵抗以后，也预备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分别退至口外。现在驻在热河边界的军队应该从速进到朝阳、并且积极筹备朝阳、凌原，平原、承德各地间的运输。热河东南两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炮都不能使用，就是飞机也有许多危险。喜峰、古北、河南口三处都是天险，每处有一两万人防守，日本非有一倍以上的军力不能进攻。”

　　“只要守得住热河，放弃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当局有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热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但其时据守热河的军阀汤玉麟是张学良的父执辈，拥兵自重，根本指挥不动，也不允许张学良部进入热河，甚至有降日倾向。蒋介石建议张学良迅速解决汤，但计划泄露，为避免大战之前先内讧，争取汤积极抵抗，张学良只能暂时将所部布置在热河外围以稳住汤，并派去张作相督战。

　　一个多月以后，丁文江眼看热河布防失当，又撰写一文道：

　　“热河部队只有四步军旅、六骑兵旅，合计不过二万支枪。朝阳、北原的守兵一共不及四千多支枪。日本如在锦州、义县进兵，该地防军就没有抵抗的能力！”

　　第893章九一八（三）

　　“我们现在将二十旅兵力全放在冀察两省，而将热河交给汤玉麟去防守，这是什么战略？我不懂！”

　　wang对军队系统内部的过节不甚明暸，且与张本有中原大战的宿怨，另外当时东北根据地已失，华北局势未稳，大军开拔需要粮饷，wang不拨分文，却以此疑忌，一再逼迫zhang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出战，显示其实际目的在于以东北军之牺牲赚取政治资本和舆论支持。调兵入热的问题本可以协商解决，最后却演成一场意气之争。

　　1932年8月6日，wang通电请求辞职，并逼zhang一同下野.jiang亦在日记中称其“不顾大体”。

　　1933年2月22日日军协同满洲国伪军全面进攻热河，热河抗战爆发了。汤玉麟闻风立刻动员全军二百多辆军车，搬运鸦片私产，力求完脱。汤部溃不成军，日军仅以128名骑兵为先锋，轻取热河省会承德。

　　3月7日，张学良上呈中央辞职：（节录）

　　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待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学良虽粉身碎骨，亦无补于国家，无补于大局，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

　　3月10日，保定会议，张学良辞职照准。

　　1933年3月，张学良因热河失陷，下野赴欧洲进行戒毒治疗，汪兆铭复出。

　　满洲国成立

　　满洲国皇帝py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吞并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py，谎称表示满洲本为满族的故土，清太祖的龙兴之地，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py回到东北。11月10日，py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py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今长春），年号定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py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仪式在新京举行，年号为“大同”（1934年3月1日改大满洲帝国，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康德）。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各方反应

　　中国国内

　　国民政府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jiang事后在1934年10月检讨：中国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胡适等人甚至不惜主张依据日方所提＜币原五原则＞进行直接交涉。中国中央政府却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日本少壮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

　　ong在长江流域建立了闽西、赣南、湘鄂、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等主要根据地，游击区域进一步扩大成124县以上。

　　9月20日，ong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9月22日，ong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抗日（后形成东北抗日联军，即抗联）。

　　12月6日，ong所领导的北大南下示威团由中央大学集结出发，沿途散发“被压迫民众团结起来”、“全国无产阶级暴动起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传单.11日，ong带领北大南下示威团继续发动示威暴动，并拿出“工农兵联合起来”、“争取反帝及一切自由"等各类油印传单或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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