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南下（34）

一路南下（34）

        三十四、关于文章中提及的人物的相关说明

        彭天琦，四川荣县人。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津浦支队工作团团长、冀鲁边游击支队政委、中共鲁西北地委副书记、襄西地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宜昌市委书记，恩师地委书记、湖北省总工会主席，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第二副书记，华中工学院党委书记，中共武汉市委第二书记，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第一书记。1978年逝世。

        这位宜昌首任市委书记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首任宜昌市长刘真在他的《进城前后的宜昌市人民政权》回忆的：记得有一次政委彭天琦从汉口回宜昌，乘船住在统舱里，其他乘客感到很奇怪，怎么一个带枪兵（警卫员）的人还和老百姓睡在一起。当知道是宜昌市警备司令部政委时，有一段颇有意思的对话：“政委比市长大些还是小些？”“比市长还大一点。”“比市长还大的官同老百姓睡在一个统舱里，真是稀奇事。”“这就是三年打败的原因啊！”

        焦林义，河北省平山人。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阜平县委宣传部部长、平西地委宣传部部长、南下干部大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湖北襄西地委组织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宜昌地委组织部部长，广州市委第二书记，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湖南省委书记，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2005年逝世。

        那篇《匪夷所思的中共九大内幕揭秘》有一个细节：参加大会的代表们到达北京后，大会秘书处负责人向各代表团秘书宣布会议期间的作息生活制度，说提出这次会议在生活上要“复古”，就是住房、坐车、伙食都要从俭，为全国做榜样；代表们不论原来身居何职，都要打成一片，体现政治上平等的原则。所以“会议确实开得比较俭朴。吃饭10人一桌，凭票就餐，桌上基本不见剩菜。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除团长孔石泉和早就在党内被称为‘元老’的陈郁、王首道外，都是2至4人共住一房……与原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同住一房的是一位青年教师。除在京的极少数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外，代表们外出开会和参观都坐大车。大会没有发放或制作任何纪念品。晚间看文艺演出，座位按代表团划分，前后不定。”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读过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学院，自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被俘，宋希濂历经重要战役数十次，曾获青天白日勋章，有“鹰犬将军”之称。历任国军第七十一军军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1949年被解放军俘虏，1959年12月特赦，1980年赴美探亲，后定居美国，1993年逝世。

        那篇《活捉宋希濂》一文中透露，宋希濂所部1949年12月在川东遭我3兵团击溃后，慌忙率残部向西撤退，到达大渡河边时，18万人的部队只剩下5000余人。这里是他与补给区司令约定见面的地方，不幸的是那个司令成了我军的俘虏，迎接他的将是陷他于灭顶之灾的天罗地网。敌军在我军打击下投降后，在一座古庙的神台下抓到几个俘虏。

        最后出来的是一个穿灰大衣，自称是“军需官”的胖子，衣袋上插着两支金笔，手上戴着两枚金戒指。那个胖子把一块金壳表送到战士面前想贿赂他，被威严地拒绝了。在俘虏军官排查、命令“校、尉军官各站一边”时，那个穿灰大衣的胖子偏偏站到校尉两排中间，就更加引起了解放军的怀疑。一个在宋部做过秘密工作的我军干部首先认出了宋希濂，当我军指战员再次问他是谁时，他只得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就是宋希濂。”

        张经武，湖北宜城人，旧军人出身，后回乡当过乡长、警察局长，在当地有一定名望。1949年1月底，白崇禧召见张经武，封了他一个“华中剿总襄西游击指挥部少将指挥官”的空衔，命他迅速前往鄂西北发动反革命暴乱。张经武化装成商人回到宜城，假装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暗中却网络旧部，于1949年4月6日发动大规模的“四六”反革命暴乱。

        暴乱被迅速平息后，张经武化装成商人只身逃往沙市和宜昌，利用各种场所吹嘘他的功绩，宋希濂又给了他一个“鄂北挺进军司令”的头衔，以示嘉奖。宜昌解放后，张经武化名李文玉，以行医、看相为掩护，潜伏于陕西镇坪、四川巫溪等地，并伪装进步先后担任巫溪县双河乡统计员、莲花村小学教师，直到1953年春在“双反”中被巫溪县公安局发现并逮捕，押回宜城，于7月24日在宜城烈士墓前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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