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133）

悠悠大公桥（133）

        ▲河坝上的临时码头与集市

        宜昌码头工人初期由各码头自行招募工人，所以数量难以确定。据北伐军来到宜昌后成立码头工会的1927年粗略统计，码头工已发展至3000多人，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最高峰时达4000多人。抗战胜利后1947年统计，这年在册的码头搬运工和江心装卸工共有3519人。他们分布在40多座码头上，每座码头少则三四十人，如怡和码头、太古码头；多则百余人，如大南门码头；江南五龙民生公司的码头工人更是多达一百五六十人。这还不算那些分布在各座码头上的“散扁担”的临时工和季节工。

        红色年代有首歌唱的是：“群雁高飞头雁领，书记带咱向前走。咱们乡亲的主心骨，生产致富的好带头。”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宜昌码头除了有帮派的组织，还有管理码头的“头佬”。纵观宜昌码头史，封建时期的码头头佬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人。

        第一种人是劳动者出身的头佬。他们最初也是码头工的一员，因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当上头佬后，开始半脱产劳动，在这些人身上，或多或少还保留有一些工人气质。第二种人是世袭头佬。他们一般不参加劳动，并订立一些规矩约束工人。为了巩固其在码头上的特权，他们大都参加一些社会政治活动。第三种人多靠手腕钻营到头佬的位置，并与社会上的恶势力相勾结，霸占码头，欺压工人。这些人不参加劳动，是码头上的寄生虫。还有一些与头佬沾亲带故的人多为亲信。这些人有的当司帐，有的当带班，有的名为工人但实际上是什么也不干、打架上前窜、劳动往后靠、分钱有一份的角色。工人称他们为“尖杠码子”。

        “头佬”就是管理码头、在码头说一不二的领头人。头佬不仅掌握着码头的劳动和经济大权，工人们都得听命于他；头佬还利用码头割据的特点来接洽货物运输，严格规定其运输地段和货种，并以此来挟制客商，讨价还价，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各码头还公推出总夫头一名，专管全部码头与官府交涉摊牌公差夫役等事宜。北伐战争前，码头总夫头是郭家典，北伐军来到宜昌后，总夫头被废除，搬运工会的头头换成了郭家典的儿子郭任卿，其实还是换汤不换药。

        根据解放后码头工人在斗争会上的控诉，头脑对工人的剥削主要采取以下若干方式：例如在分账时获取多股；吃空名额；除常见的按股分账法外，还有用扣除10“办公费用”后“甩坨子”的分账法、抽成分账法等等。同时巧立名目，利用“扁担钱”（入职费）、证章费、招待费和送礼费、出让费、跳板费等方式敲诈勒索。于是在工人中便流传一段顺口溜：“敲棒棒、敲脑壳，敲得工人没法活。哪个敢说一句话，异党帽子甩不脱。”。

        1947年，九支部工人在招商局新仓库搬运一批铁管，头佬们谎称铁管是军用品，每吨力资1200元，后经查实每吨力资为2800元。于是工人联名上告县政府，当下将参与作弊的5名头佬暂行关押。次日，经码头工会理事会郭任卿出面将他们保释，并宣布改选支部，工人以为此次斗争必定胜利，不料头佬们早已做好手脚，改选结果，仍为此5人入选，工会支部与头佬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才会有解放了的工人对欺压自己的封建把头迸发的冲天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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