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157）

悠悠大公桥（157）

        ▲永耀公司通惠路营业部

        然而，随着全面抗战爆发，随着武汉沦陷，尤其是1938年后，宜昌连续遭遇日机几轮大轰炸，当时宜昌成立了防空指挥部，主要负责空袭警报，并在市区主要地段安装了电动报警器，由永耀公司电厂报警。每当凄楚的警报响起，市民纷纷向防空洞或郊外疏散时，身为防空指挥部副组长的刘梅森不顾生命危险，仍在永耀公司总报警室尽职尽责。在抗战初期，电动警报为减少市民伤亡，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6月初，日军突破襄河防线长驱直入，宜昌危在旦夕。看官们可从刘梅森的回忆中看见当时宜昌的混乱局面：“1940年夏沙市危急，宜昌紧张，敌机空袭频繁，全城人民纷纷拖家带眷，向秭归、三斗坪、川东一带逃避。公司职工多以离散。我与唐绍基经理职责所在，不能远离，设法把全部机件抢运入川。”

        刘老先生写道：“其时，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管各大厂矿企业。所谓管，实际是为了控制各大厂矿企业，遇有危难之时，则求其支持协助，解决难题。当时我急电重庆资源委员会，要求派船来宜接运机件，以免资敌。此时我开的店铺里还有数百包糖、盐尚待运走，但为了发电机件不落入敌人之手，就弃去这些货物，动员留厂职工，不顾空袭危险，日夜抢拆机器。资源委员会为了接收全部机器锅炉，很快派船来宜抢运。其时宜昌万分紧急，全厂职工发了少数遣散费，各自东西，码头工人也纷纷逃散，只好雇请了几十名闲散劳动力，抢装上船逆水而上。”

        可是劫难接踵而至，据刘梅森回忆：“到黄陵庙时，宜昌已告沦陷。日军飞机凌空轰炸，为逃空袭，船停在庙河里。我因指挥抢运压伤腿骨，欲另搭船到万县治疗。不料唐绍基经理因疲劳过度，心脏病突发身亡。我不得不打消念头，即时安排丧事，就地安葬唐绍基后，继续押运机器到重庆。转运到宜宾点交给资源委员会验收以后，我被安排为兵工署二十厂福利处专员。其有少数随船去的公司职工，都安排了工作，以维持生活。

        刘梅森接着写道：“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我为复员接收永耀公司，辞去兵工署二十厂福利处专员职务，带领资源委员会原安排的少数职工，赶回宜昌接收了公司和电厂。驻宜日本侵略军正集中待命，来不及拆毁机件。原来拆迁时存留备用的一台柴油机（原为抢拆机件作照明动力，因时间仓促来不及拆）幸存下来。所有沿街外线，再被日军拆毁。公司和电厂也别无他物。一切要重新筹措。”

        刘老先生开始和南京政府交涉：“当即电请资源委员会归还机器设备，几经交涉，同意还来柴油机一台过渡。由黄福根大车领收，装运回宜。开箱验看时，全是残旧机件。由黄福根大车、傅宝昌二车，带领技工数人，精心修配、拼凑、装好试车，正式发电，恢复照明，无奈机老力弱，负荷有限，急待扩充，于是再向资源委员会索还原机器部件。多方交涉，终于还来美国制透平机全套，由黄玉书从上海派来技工协助安装，试车发电。发电能力达两千瓩。”

        同时还要和董事会的瞎指挥说不。刘梅森如此回忆：“不久，黄玉书来宜视察，很觉满意。黄玉书因其父黄耀基的关系，与杜月笙、顾嘉堂（棠）过往密切，被派为宜昌永耀电气公司的总经理，我为他们的代理人。在视察期间，为安排更多的亲信，打算将派来协作安装的技工留用，把原有的技术班底黄福根、傅宝昌辞去。我认为上海技工是临时派来协助工作，完工后应回原地。黄、傅是硬班底，接收复厂，贡献很大，必须慎重行事。黄玉书自感情理说不过去，只好作罢。从此由黄福根、傅宝昌等技工师傅接掌新机，公司业务更趋稳定。全厂员工发展到一百三十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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